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暨首届全球新闻传播

更新时间:2021-04-23 12:49 作者:银河总站

  2006年10月22日(星期日)上午9:00时,中国电视英语新闻20周年论坛暨首届中国全球新闻传播研讨会论文分组报告在清华大学主楼召开,中国网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今天上午第三组研讨会分成上下两个半场,由郭镇之主持,史安斌和周乃菱点评。

  今天上午的研讨会分成上下两个半场,共有八位发言人。下面请第一位老师——昆明理工大学文化传播系的杨华钢老师做报告,发言的题目是《定量受众研究在中国对东盟宣传中的战略研重要性》。

  各位老师早上好!我讲的题目是《定量受众分析在中国对东盟宣传中的战略重要性》。

  我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目?我们昆明理工大学文化传播系以东盟和大洋洲为主要的国际传播研究方向,我本人是学统计学的,同时拥有传播学的学位。所以,这次更多偏向于我研究的方向,就是定量受众分析在东盟宣传中的战略重要性。

  由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对外交往中非常重要的板块,云南或者说西南地区,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一个是地缘的地位。云南和东盟国家有将近两千多公里的边界线。除了地缘上,更重要的是在东盟地区,有上百年甚至近一千年华人向东盟移民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海外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盟,绝大多数华侨在东盟国家。所以,在我们国家对外战略的一个定位里,东盟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和战略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GMS叫中国大湄公政府与东盟关系,是从交通到外贸,到民间交往的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去总理主持召开了昆明的GMS会议,为了确立中国向东南亚建立贸易的交通大通道。到2010年以后交通建立起来,从昆明到新加坡建立一个直达铁路,还有高速公路,大概在十年到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完全实现。所以,GMS的意义不止与此,还有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新的千年历史中有更重要的战略和外交的作用,这是我为什么以东盟外交宣传作为一个大的背景。

  从传播学者的角度来说,有这样一个发展,现在对外宣传里,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理或者是有效的方式把中国的国家形象或者是文化形象推销到东盟,让东盟国家的人更普遍地接受中国适合他们战略资源的项目,像经贸方面,特别是一些软实力。昨天奥美副总裁说的,对外宣传受众人如果不注意的话,就会出现美国对穆斯林对外宣传的笑话。所以,如果事先调查一些对穆斯林广告反馈的话,就不会闹到新闻局长辞职的地步,所以,这和我今天讲的题目还是相关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掀起了品牌传播的浪潮,这是市场营销里最前卫的研究结果,有三个代表人,一个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庞硕斯教授,还有美国的北卡斯尔大学的凯文凯教授,还有斯坦福的一个达教授,他们三个在品牌营销里是奠基人。这个理论很快波及到全世界,同时不仅进入到商业领域,同时进入到政治层面。昨天奥美公关的副总裁说,他们很偏重国家品牌的一个定位。他们用了大量的商业理论,品牌传播就是以受众研究作为核心的营销理论,其实是用商业的眼光来运作一个非商业的实体,比如说国家的地位,比如说一个旅游点,一个地区的定位,如何按照目标受众的特点扬长避短,最好地将信息打到目标受众的意识里面去。这是品牌理论最关键的一点,不是枪弹的产物,而是现代传媒极大丰富的情况对人的右半脑实行的心理学战略而达到有效品牌传播的最终目的。

  讲到东盟,我这篇文章讲了定量受众研究对东盟传播或者是中国对外传播,因为我的题目主要是应用在我的传播上。为什么用定量研究是对外传播的核心部分?要谈到定量传播在传播学里的一个核心的定位,是研究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总体上,应该说是目前传播学界唯一一个可以从效度和信度上站住脚的一个定量研究的实质方法。我想,对外宣传上也要考虑这样的方法。

  我在我的理论里写到,我们云南当地的政府部门可以每年至少一次到两次对中国境内的东盟游客或者是相关的人群进行一些抽样调查,对他们对中国所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文化、民风等等打分,但是需要一些定量打分,当然可以用心理量表来做,不是靠我们简简单单地问卷,可以赢得很多的传播学方面的东西来定位。我们可以做一个平台出来,可以作为对外宣传的角色的一个平台,为当地的政府甚至是当地的企业部门、商会,对他们在相关的市场,比如说东盟地区推广自己的产品,提升中国的文化,提升中国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起到支撑的作用,不管是公关还是广告,信息是基于对受众的研究基础之上,这样传播最终的结果,我想会是有效的。

  我的这篇论文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如果下面的老师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互动。

  刚才来自昆明的杨华钢老师对云南省的近邻,东盟国家传播活动当中的受众研究进行了演讲,他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说以一年或者是两年间隔对东盟国家的受众在文化、旅游、民俗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定量的研究,大家在中间休息之前可以对发言人发表意见,我们可以提出问题来一块讨论。

  下面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的周笑老师。演讲的题目是《新媒体:重塑产业结构和对外传播战略的力量》。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和刚才的杨老师一样,我原来也是学统计学的,然后学经济管理,最后读完管理学博士。我之前在电视台工作六年,最后留在新闻学院教书,我昨天特别想在会上问齐勇峰先生和徐威先生以及杨福庆先生问题,因为齐勇峰先生是研究传媒产业的,徐威先生和杨福庆先生是从事电视行业的。我想问的问题是目前所谓的传统电视及新媒体在对外传播当中都需要很认真考虑的问题,像郭镇之老师研究电视传播史,师教授是人类传播理论,周教授是研究互动性,这些都涉及到传播模式。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现在大家多讲“内容为王”,从内容上去研究。但是,实际上传播模式非常的重要。在管理学上有一种说法:“结构决定一切”,我持一定的保留意见。但是,从社会学上,或者是从经济学上,把研究对象当做混沌体系研究,因为这是起基础性作用的。信息传播是非线性的运动过程,传播的效果需要研究。传播模式决定结构,所以,从这个领域去考验传播模式对对外宣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我研究新媒体重塑中国产业结构和对外传播战略力量的论文的由来。

  新的媒体和老的媒体,与我们说的传统媒体有什么不一样。实际上从感性的认识,我们简单的认识来说,传统媒体的特点是单向的,大众化的,传播同质化的信息。怎么理解,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对传统媒体来讲,各位是看不见的,我讲什么,大家觉得很乏味或者还有点意思,我看不到大家,我一直在这里讲,没有一点反馈。实际上新媒体,我不想定义,我的理解是,它把人际传播在数字上还原了,而且还原之上还有创新,这就是新媒体和老媒体的区别。新媒体,我可以在这里和大家互动,大家一个笑或者是一个皱眉头会影响我讲什么,包括我会缩短我的讲话,这是新媒体的特点,双向、互动、个性化的,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差别。

  在传播模式上来讲,我简化为四个传播模式,这是我的一个研究,在新媒体上还做了其他的研究。新媒体的特点就是刚才讲的,双向的、互动的、个性化的。有四种模式,一个是点对点,这是它基本的模式,原来我们熟悉的,从一个点到一个点,在数字平台上,把人际传播还原,这是它还原的一方面,可以点对点交流,而且点对点交流,使传播者和受众者是个性化的,是信息化的原点,不是同质化的。而点对面,我们讲的人际传播,我现在一个人讲,大家在这听,在这个结构上来讲本来就是点对面,原始的传播也有点对面,数字化的模式当中把点对面也还原了。第三个是面对点,很多人讲话,一个人听,这个就是原始人际传播当中面对点的方式,这个数字媒体上也可以有反映。最后就是面对面的,没有完全成型,还有很多的技术在发展,发展面对面,我理解所有的原始的模式都还原在里面,同时加上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上的创新。比如说《人际百科》,那么多人不认识,他们在时空上也是交错的,不一定实时,同时对一个文本进行编辑,这是数字技术提供的新的编辑平台,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编辑,有一个起点,终点是不存在的。

  我从这个角度,从新媒体的技术平台分析《超级女生》。我原来在湖南文广工作,我和超级女生的总编导王平很熟,他自己觉得超级女生在2005年火是很偶然的,我说其实是客观的。我们要到电视台做嘉宾,肯定是物理方式,打车去电视台做节目,实际上所有的数字平台是全民参与,推动技术平台到现场的。所以,真人秀的活动是互动性,所谓的草根性,有技术平台支持的,这个技术平台就是新媒体提供的传播模式,就是前面讲的四点。到了第四种是发展和综合。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融合的,各种各样的传播,媒介形态和传播模式的融合。比如传统的TV是大众化传播,实际上新媒体的传播并不是颠覆传统媒体。东方卫视很多的领导层,包括里约高先生,他说新媒体是对传统媒体的颠覆,但是我认为更多的关系是融合,不同的传播模式至今是互补的关系,这样才能融合。所以,从对外传播的战略角度来讲,不同的传播形态多元化,各种各样的传播形态,各种各样的传播模式必然会融合在一起。

  另外,我的论文还有一个观点,新媒体的出现,信息传播的量级,包括内容,包括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信息的渠道来讲,量级是高阶化的。google为什么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规模地发展,我们在法律面前讨论google内容版权的合法权益我们不管,就是因为置之不管的情况下,它是把所有的信息传播渠道全部整合在搜索引擎当中,通过传播信息频道的量级最大化,都整合起来,所以它实现了超规模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外传播,最开始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对外传播有两种模式,一个是主动的从战略的角度宣传,第二就是怎么把信息传播多元化,信息传播的高阶化我们都要促进它,凡是有利于对外传播,我们通过政府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各种力量去传播,我想不需要2008年努力去做,每个人都做这个事情,对外宣传就会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

  谢谢周笑老师,她刚才对新媒体的传播结构做了一些分析,提出了精确化、多元化、高阶化的一些观点。下面一位发言的是上海大学的张咏华老师,演讲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新闻时效性与我国的国际传播》。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在清华为我们提供的平台上发言,但是,我很抱歉,这个发言是临时准备的,准备比较迟了。

  我讲的题目是《网络时代的新闻时效性与我国的国际传播》。与周笑老师的题目相比是比较传统的题目,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里传统的题目也是需要的。

  新闻传播必须迅速及时,注意时效性,这是中外传媒学术界和业界的共识。但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人类克服信息传播中的时空限制的程度、能力不同,公众在信息接受中对时效性的要求也不同,新闻界内外的新闻实效观也不同,本文联系网络时代新闻时效性观念的新发展,将之同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联系起来研究,提出:在信息传递渠道日益增多,速度可因国际互联网的应用而达瞬时传播,新闻更新可因之而达即时更新的网络传播时代,提高我国媒体的新闻时效性应成为我国国际传播发展的一大策略。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展开,这个部分是新闻时效性的重要和新闻时代的发展。第二部分简单谈一下我国对外传播或者是国际传播的传媒体系。这部分简略一点,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

  第三部分是花时间多一点,就是时效性问题对我国国际传播效果的影响,从三个个案来说。三个个案,一个是非典时期,一个是禽流感,再一个就是2005年发生的血友病事件。

  新闻时效性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也好,国外也好,都有一些说法。新闻工作中的一种流行说法所指出的是“新闻姓新”,是新闻学中的概念。我国用中文,但是说时效性,基本是翻译过来的,也是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新闻实务操作中,传媒人、新闻人选择判断中是否看新闻具有报道的价值标准之一。但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传播技术条件下人们克服信息传播中时空限制的程度、能力不同,公众在信息接受中对时效性的要求也不同,新闻界内外的新闻时效观也不同。

  在近现代新闻发展史上,伴随着新闻传播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高,而且新闻时效观的演变伴随着新闻传媒业务的演变。在西方近代报刊初兴时,一二周的国外新闻也算“新”。我看到关于美联社的一本书,当时传播的时候,国外的新闻都抢,实际上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时效性很差,差一两个星期,但是,当初的情况下,已经抢到时效性。后来在哈瓦斯的世界第一个通讯社,刚刚开始,相当一段时间,是用文码来做,那时候的新闻时效性显然同今天不能相提并论。在电报广泛运用于现代的新闻业务以后,新闻的时效性进一步提高;广电媒介问世后,新闻的时效性要求进一步提高,新闻时效性向着以“时”计算的方向发展,直至发展到滚动式播出——网络时代。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提出了“全时化”的概念,不管怎么说,用“全时化”这个概念,还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抢新闻是以分秒来计算,而现在是分秒必争。所以,在当今社会中,时效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目前差很多,我国目前的国际传播还是不理想的。

  下面是讲我国的传媒体系。国际传播中间,现在渠道是多样化的,但是,现代传媒还是国际传媒中应用最多的渠道,因为传媒具有对现实的“再构建”作用、“议题设置”和“框架设置”或者是“框架构建”(framing)功能。各国公众对于国外的认知,往往主要是从传媒构建的关于外国的符号世界中获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形成包括对外印刷媒体、对外广电媒体、网络媒体和通讯社对外部组成的较为完备的国际传媒体系。除了这些以外,国际互联网的应用,其实不是对外的媒体,一般上网也是同时在发挥着对外传播的作用。比如说《中国日报》的网站及《中国日报》本身是对外的,像东方网等等一些网站,其实不是正式的对外传播的网站,但是他们网站的英文版也同时进行对外传播。

  尽管我国已形成格局较为完备的国际传播的媒介体系,但是,我国媒体对外传播中还存在一些影响其效果的问题。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和我本人的观察,这些问题中包括时效性的问题,处于对“正面报道为主”的宣传方针的机械式的理解,在发生危机性突发事件时,我国对外媒体乃至整个传媒系统有时候常常迟疑不决,造成“失语”或者是报道迟缓,结果由国外媒体先报道,既不利于发出我们的声音,也不利于我国对外传媒的公信力。对于危机性突发事件发生时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与传播效果的关联,近年来我国传媒在几件危险性突发事件中的表现可以作为佐证。

  实例一,“非典”事件,“非典”时期的工作,包括对外传播的战略理念。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的报道是比较滞后的,所以,产生了集体“失语”。造成了大报不通小报通,传言很多,大家搞不清楚。这样,在公众中一段时间造成混乱和恐慌。当然,中国最终战胜了非典,我们的媒体最终克服了这阶段的种种问题,后来报道得很及时。

  实例二,“禽流感”事件,传媒及时报道,没有出现“非典”期间曾一度出现的恐慌,国际上也没有对我国出现种种指责,不像非典期间前阶段所发生的那样。

  实例三就是吉林石化双苯厂的苯污染事件,这个事件包括地方保护没有及时沟通,但是,客观的效果是信息沟通滞后引来了国外一连串的批评。我这里展开一下《纽约时报》的一连串的批评,从我们这来说,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局面。

  我只举《纽约时报》,我们这里的硕士研究生,就是影视国际传播关系学院的学员,曾经和我一起搞国际传播的研究,这段时间这个学生做硕士论文,他对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卫报》对中国的大宗报道进行了研究,这项研究中发现,2005年11月15日发生的我国吉林石化双苯厂苯污染事件是《纽约时报》2005年社会新闻类关注的重要议题。《纽约时报》一共有12篇报道,虽然这个绝对数字并不大,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是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发生的,这12篇报道还是很大的。另外2005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按照电子数据搜到的一些文章检索一共是551篇,这里面社会生活类的新闻总量大约是100篇,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发生尽管接近年底,但是,关于它的报道占据了《纽约时报》所报道的社会新闻类的总量的12%,这个数字就不少了。就这些报道的内容来说,根据这位研究生的初步研究,大致归纳如下,这篇报道中,有10篇都是有关中国政府面对事件的态度和措施,另外两篇,一篇是介绍事件的基本情况,另外一篇讲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在这样的非政治类事件中,中国政府的一举一动,仍然是《纽约时报》关注的焦点,所有的报道中,除了介绍事件的基本概况以外,其余涉及到化学物品等等对中国各方面带来的影响,比如说环境和俄罗斯的关系,其中还夹杂着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用词方面比如说用“守口如瓶”,“差不多十天内没有让老百姓知道化学物品流向的消息”。这个报道和前篇报道不同,尤其是中国政府积极应对这个事情以后,西方媒体对此予以了报道,态度有所改变,我们简单看一下批评。这是一段引自《纽约时报》12月5号的文章,大意是外国政府和世界专家都对这件事有极大的兴趣,而中国政府遮遮掩掩、守口如瓶,中国官员如何处理棘手的突发事件。

  《纽约时报》对中国的环境问题相当长时间以来就关注,因为松花江的环境污染引申到对环境的批评,比如说交通位置,世界上污染环境最严重的城市,河流的污染也是最严重的等等。我们固然可以说《纽约时报》对此事的解读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按照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对中国的报到不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点很难指望他们有多大的改变,至少在目前的阶段。我们还是立足于怎么改进我们的工作,我们怎么做到主动。但是,从改进我们自身的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说,应该看到这个事件在我国的信息传递的滞后是引发该报后面评论中的因素,可以说多少受人批评的感觉。而中国对事件进行解决以后,他们并没有对国外的评论熟视无睹,而且有所报道,这一段文章里可以看出来,“当局最初的不可原谅的灾难性的,中国政府和哈尔滨政府相对快速地恢复过来,他们采取了积极措施,这样缓解了对居民的影响状况”。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在事件报道中还尊重客观事实。在当今信息时代,散发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如果我们的国际传播不能跟上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步伐,不能及时讲权威性的明确信息,不仅在国内,在国外也要公之于众,否则可能会出现小道消息,或者会出现我国的消息出口转内销,这样我们就会比较被动。所以,在信息传导日益多元化的时代,互联网的应用也是国际传播,信息及时更新,我们应该更新我们的国际传播中间的以往的传统观念,我们靠暂时不发布信息是无济于事的,而应先发制人,抢占先机,提高我国新闻媒体的时效性,并且成为我国传播发展的一大策略。

  谢谢张老师,新闻时效性是一个老话题,但是,在网络时代有不同的意义,张老师用三大案例说明新闻时效性在传播无国界的网络时代会带来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下面请两位评论员来对以上三位发言做简单的评议。第一位是周乃菱老师,周老师是台湾大学政治系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后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她曾经在香港做过多年的新闻工作,目前是清华大学国际新闻英语新闻的导师,现在请周乃菱老师做简单的评议。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好,我们这种小型的讨论圆桌形式可能合适一点。因为这些论文没有事先看到,所以,我直觉、主观的意见可能很不成熟,我先抛砖引玉,大家再一起讨论。

  首先是杨老师的议题非常好。因为我在国外当记者,尤其是主要的时间在路透社,我前后在路透社十五年,另外在美国的报业也呆过四年,所以,二十年在国外当记者。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就是对以受众为主,塑造一些传媒的信息,这就是欧盟的整合。因为欧盟刚刚开始,各国尤其是民间对做成一个欧盟的大政府这种想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尤其是认为这样会使有些小国的民族特性、地方特色被湮没。欧盟是几个大国家,像法国、德国来主导,其他的小一点国家如丹麦、荷兰等等,在中间没有话语权和经济权,就会受制于他们,像爱尔兰有几次在公民投票中出现反对的声音获胜的情况。当然,英国至今为止是欧盟成员国还不是货币成员,这中间也是要维持他们英国和欧洲大陆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在传播上,利用欧盟传播给大家做一种细致的思想工作,前后做了很长时间,做了十年。后来有一些学者,尤其是英国的学者分析认为,他们做得非常成功,使受众对欧盟的整合,最后变成水到渠成。所以,我们建议杨老师可以参考欧盟怎么样以受众为中心做这一类的工作。

  我突然间想到,可能我讲的与主题有点偏差,新的一种思路,我在十一长假期间在美国,和美国的一位教传媒的老师谈起形象的事情,他提出来,最近个趋势,在三位学者之后,有一种新的反思,对于形象的反思。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有一些老牌子,突然间重新回到大家的视觉之中,而且是非常受欢迎。就是说这些精心打造的品牌,事实上还不如老牌子受欢迎,这是什么原因。我对于美国的大众传媒,我现在住在国内,不看美国的电视,尤其是广告,就很隔阂,我让他举一些例子,哪些品牌受欢迎,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在五十年代有一种白酒,那种酒非常怪,甜甜的,白葡萄酒的味道,名字叫做“穿着蓝衣服的修女”,因为质量不太好,几乎没有什么人喝,而且变成调侃的名称,结果最近突然变成了相当受欢迎的品牌。大家产生了一种想法,你要抓住我,我就越不让你抓到。如果大家有志于研究品牌,可以去稍微搜索一下美国2005年、2006年的品牌建设。我们说物极必反,品牌做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不同的声音也很能够指出在一个模式发展中,有的地方是需要做一些修正的。所以,我希望杨老师和各位可以看一下最近的他们对于模式的一种反思。

  对周老师的发言从结构上分析的话,我相当外行。我记得在几年以前,美国与俄罗斯传播的产业界,比如说像美国的新闻集团、索尼公司等等,他们经常讲,什么是最重要的,在商业运作上你是以内容为主,是得内容而得天下还是传播的渠道得天下,在这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比如说声音,他们买了很多大量的老影片的版权,他们认为一旦拥有这个版权,每次播放就可以受益。可是另外一方面,美国新闻集团认为结构决定成败,一旦有了卫星各方面的渠道,每次要用我的渠道,我都可以收钱,所以,结构决定成败。这中间也有相当的争议,我想,如果我们把很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构上,不妨同时也注意到内容,就是说有了结构以后,应该放什么内容。最容易讲的是两者同时并重,不能说只有框架没有内容,也不可能只有内容而没有传播的渠道,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样讲没有什么争议。假如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结构上,我们不妨考虑有一个对结构的了解,我们到底是要传播什么样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怎么样使受众接受的,这是回到杨老师以受众为主,看他们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信息。这就让我想到,我们很喜欢提到的黑格马斯,他讲“这些不一定是对的,但是一定是错的”。就是说受众有什么激进的框架,才能对信息有所了解。

  张老师的信息量非常多,有厚积薄发的潜力。我谈一下时效性,我在路透社工作十五年,这是一个新闻社,所以时效性是第一。时效性在一般平衡选择新闻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路透社大家都这么操作,就没有必要讲了。同时,我们平时讲就讲路透社最重要的三点是ABC,A就是一定要对,因为虽然及时,如果信息不准确的话有也等于没有,而且最糟糕的时候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不晓得相信还是不相信,就像闹钟,如果经常对的话你相信,但是,经常不对就不去听,但是,糟糕的是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这样就会引起很大的混淆。所以,在路透社,准确性放在第一位,宁可在时效性稍微差一点,但是一定要准确。其他的两个就是和今天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二就是消息要短,不要太冗长、太杂。第三就是看了一遍就懂,看了两三遍还不知所云就不行。所以,我们主要的写作原则是A、B、C,不言而喻时效性是最重要的。

  时效性方面,在路透社每天都会有人特别地把重要的消息进行收集,这些信息美联社什么时候出来,路透社什么时候出来,法新社什么时候出来,经济新闻的道琼斯什么时候出来,彭博什么时候出来。所以,我们前一天领先百分之几,百分之几我们是持平,百分之几我们是落后,这是给大家一种警惕和激励,就是我们把时效性放在最前面。为什么讲时效性最重要,是因为竞争的问题。为什么要放在时效性上来竞争,比如说文字多花一点时间,文字修饰得优美一点,是不是对受众更有用?但是,在各种因素中,你要做选择的话,选择时效性,就是先入为主,哪一家新闻社抢先一步,就是先入为主,就掌握了一个制高点,所以,时效性非常重要。

  如果在时间压力下我们要怎样写新闻?并不见得新闻社的所有记者都是超人,但是我在新闻社做很久,不觉得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脑袋里有一个框架,应该怎么放进去,新闻一来,马上放到一个既定的模式就出去了,所以几乎不太用大脑思考就可以写出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就像你到医院看医生,他一敲你的腿,你的脚就跳起来了,所以,非常的时效性,有一个既定的概念,新闻一来就发出去,知道怎么样放在模式里发出去。所以,我们讲时效性,就不能不谈到后面的一些新闻的价值观,张老师说没有办法改变西方的价值观,只有做自身方面的进步。

  举一个例子,我认为应该连续看,也是时间的连续性。在“非典”时期,我们开始信息传播比较滞后,我们这边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信息化、透明化,这让国际上的一些受众有很高的期待。到了“禽流感”的时候,事实上符合了大家的一种期待。就在这上面,我们的信息传递没有更上一层的时候,突然间退步了,使他们对我们处理上有很多的非议,有很多负面的报道。如果这件事情在时间顺序返过来,如果吉林石化事件先发生,也许对负面的报道可能不一样,反正中国政府从来不讲真话,这不过是另外的一个例子而已,但是,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我们正在进步的时候,吉林石化的报道被发现是一个退步,既然是退步的话,就开始做文章,说退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回到老样子,还是这个事情是例外,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文章,有一个既定的思维方式。

  另外,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数据库中一个星期有十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我怀疑,就等于一天中《纽约时报》登10篇文章,其实一天登一篇就不错了。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星期有10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我认为数字太高,朝核问题可能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多一些,但是,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夏天是新闻的淡季,几乎没有这类的文章。还有一类文章就是中国的时尚,我前几天看到,说中国人怎么样装饰他的家。这个问题不可思议,纽约人怎么对中国人装修感兴趣!可是现在也有一个中国热的关系,但是,我认为原创的文章中,一个星期是不是有10篇,我有点怀疑,我认为这个中间可能引用了一些美联社的稿子,这些应该除掉。所以,做数据统计的时候,可以再细致一点。还有社论版,应该和新闻版要分开,有一个人写了一个专栏的话,是不是和新闻分开处理,所以,我特别的提到《纽约时报》的数字方面。

  最后,请大家告诉我一下,我们对这次突发事件,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是不是会影响时效性,我没有答案,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谢谢周老师,把三位发言人的演讲升华那么多。周老师长期在美国和英国从事记者工作,还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国际新闻学人荣誉称号。下面的评论人是史安斌教授,他曾经在美国工作过,在美国教过书,现在是在清华大学做副教授。他对人类传播理论很有见解,下面请史安斌老师做点评。

  谢谢郭老师,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各位同行交流。首先,我们用郭老师说的,周老师是奈特基金起来的教授,郭老师刚刚加入我们清华大学的团队,所以,我在三位老师当中,我在清华的时间比较长一些,我做一点解释。

  今天大家看到这个会场很空旷,可能我们在小会议室会更好,但是,为什么这样安排,因为这是我们清华大学标志性的会场,一些重大的活动或者是国际的知名人士,都是在这个会场与大家见面,大家比较熟悉的布什、布莱尔、宋楚瑜,包括最近招待的客人是美国财长拉尔森,所以,我们坚持在这和大家交流,可能有这样的气氛考虑。另外,这个学院比较年轻,刚刚四周年,这次这么多的同行,有的是千里迢迢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比如说在座的张咏华教授,今天刚刚下了飞机就来到这里,清华大学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

  刚才周老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重复讲了,简单说几句。大家听到会议中心的议题是中国的传播观念需要更新,特别是新华社的严文斌主任和杨福庆都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观念,他们是实践者,提出了一些批评。今天三位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张咏华教授强调了观念更新以及时效性,有一个对内和对外传播的区别,过去我们讲内外有别,比如说内宣当中对新闻的管理,对危机事件处理的方式引入到外宣可能会出现错位的现象。刚才张老师讲的三个例子都是说明这一点。

  我再给张老师补充一个例子,我到美国的时候,了解到时效性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的新闻也很时效,在“9·11”这一天,中国的媒体也登到这个事件新闻,但是我们受到观念的限制。当天中国发生的最大的事件就是“出席在为奥运会点燃火炬”,所以,头版是主席在点燃火炬”,而下面是“9·11”事件,所以,美国的同事很奇怪,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因为中国的外宣是特色,没有其他的国家有这样的外宣。还有我给张老师的观念做一个延伸,除了媒体更新观念,政府是最主要的角色,SARS以后,我们的新闻观念改变了很多,全国的省部级领导都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清华大学有幸进入了培训的过程,在李希光教授的领导下帮助全国所有的省份建立这样的机制。新闻发布会的数量在全世界来讲是领先的,2005年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是达到了300多场,差不多新闻发布的气侯已经形成了。另外,我们新闻办颁布了一个突发事件的发布条例,但是,其中还可以看到旧观念的引入,比如说上半年公布的国务院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的原则,说发生重大的突发事件要向百姓公布,但是,这个决定要由上级部门决定。这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异议,所以,我们还要有一定的发展过程。

  另外,周教授提到的外宣模式的整合问题,一会儿可以阐述一下外宣工作整合的实力。另外,国际上的媒介融合,包括我们融合的新闻等等,这个观念和您的观念相适合,我们有一个大外宣。我补充一下周博士的演讲,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直是重要的外宣部门,但是英语频道不是很理想,因为英语频道接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是来自于非洲国家,换句话说,我们希望了解的西方的意见领袖,欧美一般听不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用短波播出,西方国家没有短波的声音系,没有这个习惯,所以,国际广播电台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美国的大城市买时段,播出上海时间、北京时间、奥运时间的节目等等,这种是适合现在媒介整合的时代的需要。这也是周博士给我们提到的对外传播的观念更新。

  杨老师提到的,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周老师讲到的亚洲视角的问题。长期以来,外宣是以西方为重点,但是,对东南亚的国家,对所有的边缘的、大中华文化的边缘地带的沟通不够,所以,这个论文的价值最有价值的是对外宣传中,亚洲视角必须注重。我8月份到新加坡开会,我听到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消息,其实很长时间,印尼和东南亚国家,不允许汉字和书籍进入他们的国家,特别是在印尼不允许带有汉字和毒品的内容进入。所以,这就提出了我们的外宣是以西方为对象国,但是实际上忽视了这么多的亚洲的、大中华的文化圈辐射的受众,实际上他们也应该成为我们对外宣传的重点。

  三位教授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中国对于传播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观念的更新。最后一点,我利用这个机会再说两句话,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还比较年轻,但是,我们希望做一些比较前沿的课题,像上个星期刚刚开了一个健康传播论坛,是和美国杜克大学合作,希望中国能够把公共卫生传播列入我们的传播的方向,这个星期我们开了传播的论坛,这是国内前沿的话题,特别希望得到在座的兄弟院校老师们的支持。我们和复旦大学办的出版社是全球新闻报道,希望在座的教授和同仁能够积极支持我们的杂志,把我们在国际传播的新的观点讲一下。特别感谢我们的同事,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老师,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会议不能开得这么成功。

  张老师,我们最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美国的新闻学研究出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就是它的新闻学教育向两个方向走,第一个是偏向于技术,技术涵盖面很广,有电脑技术、动画技术、MIT,很多搞电脑动画;第二个方面是新闻的,让学生们会写新闻就行,像条件反射一样。但是这样产生的弊端,哥大这样的高级人才,很多的会成为总编、编辑、专栏作者等等,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哥大很困惑的方面是毕竟高级的新闻记者的需求量不是特别大,普遍的记者需求量很大。我们是不是盲目的走,我们大批量的产出也有,清华李希光老师说,我们要大量招生。我不赞成大量招生,清华是精英教育,如果大量招生可能会产生问题,哥大还是坚持小批量招生,我们是不是在与美国的交流过程中适当地互相学习,像莫斯科大学从来不大批量招生,从苏联解体开始他们每个学年120人,三分之一免费,三分之一交很少的学费,三分之一是高价,是这样的结构,保证从创办以来八十周年,培养的人不到一万人。所以,坚持走精英化教育,就是中国怎么走,看看张老师的意见。

  我想我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讲一下我的想法,实际上新闻传播教育里,有关的争论,在美国很早就进行,国内也有这方面的争议,说到底这是理论与实用方面怎么结合的问题。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最佳的人才当然就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很好的人才,但是,实际上人的各方面的条件不同,个人的个性不同,每个人在理论和实践结合,都有一个偏重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要摆脱非要争哪一偏,我觉得不一定正确,社会哪方面的人才都需要,我个人认为,偏重实用的人需要量大一些。大家如果查一下就知道,高层的管理人员始终是少数,下面的基层工作者是多数。但是,他们也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思维,但是,大量的工作是需要新闻实用的方面的人才,这个角度我同意,应该是朝这方面的偏向大一点,占大多数。我记得有一个海外的华人学者说过一句话,我记不清指的哪所学校,他说学校是精英的,他说他的学校的责任和一般的职业学校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这么多年新闻教育发展非常快,去年统计是有600多个新闻教学点,在这么快发展的情况下,对很多的问题我们来不及驻足停顿稍微思考,就盲目地扩。真正的精英的那部分,不需要很大的量,所以,清华这样的大学不是以量取胜的,大家也可以招很多,但是,清华大学之所以在全国是第一的大学,不是因为学生数量多就是第一,而是因为质量好才是第一。所以,这个角度来讲,未必要在数量上做文章。另外,因为社会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们可以允许人有自己偏向的发展,但是作为一个教育体系,应该有这样一个选择,哪方面的人才我们大致需要多少量,不要盲目追求,要想所有人理论和实践结合,结合都在一个点,这样的话,永远达不到。有些人可能天生对理论比较感兴趣,有些对事物不感兴趣,有些人天生对新闻敏感性比较强,但是理论上不愿意纠缠,所以,这可以允许他们有偏向的发展,但是要有一个原则。

  杨老师,我们也做一些课题给新疆,我们会研究新疆相邻的国家是如何接受中国文化的?包括新疆的特色文化。您在东盟的研究当中,这么多的国家,他们可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研究对象进行定向研究?我们在研究过程中觉得比较难办,怎么样去研究国外人如何看待中国,但这是我们达到传播效果很重要的一点。但是由于语言的原因、资金方面的原因,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不够透彻,怎么样在现有的条件下对这些国家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因为新疆的情况不太清楚,但是作为云南来里,像云南,从旅游业的角度来说,这个工作还没有开始,政府没有意识到我们要旅游业,我们要做品牌。不是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就真是好的东西,首先要知道目标对象对我们的评价怎么样。昨天奥美总裁说得非常好,说我们一定要以受众的角度做品牌的研究。你刚才提到东盟那么多的国家,如果按照我的一个初步的想法,东盟十个国家,应该在十个板块里做,这里有些信息可能重合,但是有一些可能不同。比如印尼和越南、老挝、缅甸对华人文化的观念就不同,印尼对华人是很敌视的,所以,对他们的了解,首先是态度,比如说通过政府的管道。

  刚才你讲到了研究方法的问题,作为媒介心理学有很多很成熟的经过实证在里面,在美国也不超过十年,在美国出了一本有关的杂志,是2002年出来的,这是很新的东西,就是说品牌研究走到这个阶段要走到心理学的阶段,从受众心理学,更多的说是右半脑的情感思维。方法有很多,统计学层级的回归,在某一个区域里做抽样分组,有很多的比较成熟的市场研究模型,要做这个需要当地政府的一些合作,不但是民间外交,也要政府外交推动这个事情。东盟这一块,可能要通过在中国的领事馆,让当地的政府做一些研究,以及政府做一些投入解决资金的问题,方法不是我们这边最大的问题,而是资金的问题。

  我想补充一点,作为问卷设计应该做得很好,而且问卷要可持续。基本是要延续,每一次之间要有比较。

  周老师,您刚才提到对外传播中媒介资源整合,目前在国际说传播学方面,国内的媒介整合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有什么好的建议?

  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您讲的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因为涉及到产业,现在来讲,传媒产业很尴尬,因为中国传媒的身份没有确定,做产业研究,和国外的学者研究说,你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它是一个事业单位的身份,但是运作起来是特殊的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象。产业化可能有两种途径,就是通过行政的力量,去做产业集团化,这是一个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块。真正可能的方法是新媒体,做一个突破口,就是新媒体本身来讲,其实是传播结构和内容。十年前谈媒介的大会和现在谈的不一样,那时候技术和内容分开,而现在我们有博客,有互动的电视,从传播点开始,内容和技术完全融合。我个人博客上的内容,如果传播渠道,政策上都打通的话,可以直接整合在一起,内容和传播渠道完全融合在一起。刚才我说新媒体的传播是混沌状态,内容是自主题材,内容和技术不可分的,这样说的话,产业的整合,谁是技术形态上和内容形态上同时协调掌握,用混沌形式的术语掌握,在掌握中谁快一点,谁就取得优势。我觉得没有办法准确说出来,但是以网络和内容结合的新媒体,将来可能是自然的方式整合的,政策也必须作出一定的妥协,这样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总会找到一个平衡。

  周博士解释得很好,就是说内容和渠道已经融为一体的结构。上半场的讨论到此结束。

  下半场开始。请暨南大学的吴非老师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反恐时代美俄国家安全与新闻自由》。

  在讲这个之前,我听了两天的会,周老师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用一两句话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和我讲的比较有关系。周老师说我们在危机传播和危机报道的时候,什么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据我以中俄两国进行比较,中国在对外报道之中很多范围和国家安全有关系,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中国的国家安全范围很广。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SARS期间,我在广州,广州不报道最主要的是不要打扰大家过年的雅兴,破坏了安定团结,这是不符合中国稳定和谐的基本宗旨。所以,SARS的报道被压制下来,由于这个原因,使得SARS过后,广东省很少有人因此而受处分。《南方都市报》想借此使人受到处分,《南方都市报》有这样的呼吁,但是总编遭到整肃。

  另外,我写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家的安全,有一个必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认识俄罗斯的基本情况,如果我们对俄罗斯的基本情况不调查的话,可能我们对俄罗斯内部的新闻也无法了解,对我们来讲,没有可借鉴性。举一个例子,现在俄罗斯、印度、中国、巴西共同被列入为金砖四国,我非常有意思的是,被列入“金砖四国”以后,台湾的一些学者,或者是一些专栏作家纷纷讨论,金砖四国包括什么,包括邱永汉、台湾的名嘴赵少康等等,很多人到俄罗斯看,结果看完以后对俄罗斯发回专栏文章,表示对俄罗斯很失望。

  首先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对俄罗斯的感觉,我们一到俄罗斯,过海关就排一两小时的队,我解释一下俄罗斯不是旅游的国家,也不会为设置什么项目,这不是他们的主要产业。它在通关有两条通道,国外要等一两个小时,而国内是等半个小时,国外的有一条通关,而国内的两三条,国内的通得比较快,而国外要进行审查,非常慢。而且一进去以后,邱永汉先生写一篇文章说,很奇怪,里面没有英文,只有俄文。中国去的人也奇怪,我想可能是放弃了。我们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世界上有两个中心,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华盛顿。在华盛顿街道上不会出现法文、中文,莫斯科也是不会有英文,而我们国家是因为好客,所以出现了英文,这不符合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但是出现英文是我们独有的现象,所以,不能要求莫斯科出现英文,在法国一样没有英文。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国家很少出现英文,英文不是国际通用语言,法文说的人不见得比英文少多少,这是基本的现象,这个现象决定,我们对俄罗斯很多地方不清楚,这样连带我们对俄罗斯的新闻也不是很清楚。

  1995年和1999年发生了两次车臣战争,我们认为是分离分子在俄罗斯内搞的分离事件,我想美国人对他们的认识比中国清楚一些,因为我做俄罗斯系列研究的时候,我做的时间很长,做了四年。自己做,也没有什么国家课题,就自己凭兴趣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在广州一呆,自己喜欢就做起来了。我感觉就是说我做俄罗斯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喜欢自然而然,我发现第一个对俄罗斯有兴趣的是美国人,第二个是俄国的使馆,然后是我们国内的官员对这个现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顺序。所以,我奇怪,因为我是做记者很长时间,在硕士、博士期间在一些国际的大媒体上写专栏,我觉得这个现象很奇怪,为什么美国很有兴趣?我以前对美国有敌意,后来我发现美国很有意思,历任的国务卿都是研究冷战史的,包括现在的赖斯,这里就谈到基辛格和波尔金斯基都谈到,车臣战争是俄罗斯是否发展的标志,就是俄罗斯能不能复兴,只要车臣战争结束,俄罗斯就会复兴,所以,普京一直致力于这样的问题。所以,俄罗斯的新闻和这个有直接挂钩,如果有违背的话,他们的措施就像外科手术一样,非常的彻底。当时的消息报的总编和普京有争执,这些总编、副总编加上记者直接离职,普京从外地直接调入其他人,把一百多人都换掉,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基本的做法,非常的绝,看到以后像是阵痛,但是,马上要安稳。而且另外一个特点,也有为高级知识分子专门提供意见的报纸,就像《新报》,专门给高级知识分子提供的,而且这些报纸每一周出一次,每周都有对普京大量的批评。我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博士学位一样,社会传播学,有四个数字,我在我们的子课题,包括我们的外国学生,有日本学生、黎巴嫩的,还有俄罗斯的学生,我们的整个题目下都是批评普京和叶利钦的,国家很关注我们的子课题,让我们的子课题一直存在,而且批评声从叶利钦到普京一直都存在,所以,学术性的独立性一直保证。所以,俄罗斯在新闻自由和新闻的独立性非常有保证,而且在采用某些方面来讲,比中国要绝,是有阵痛性的,像外科手术一样。

  所以,再谈到另外一点,美国还有单边和全球化,简短地说,单边主义和全球化是美国的双刃剑,美国的外交是利用单边主义,在经济上利用全球化,这样达成美国独霸可持续性的景象。这是我对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判断。不知道是否准确。所以,现在俄罗斯的意识形态里,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它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些空洞化的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现在填补的空间还没有,而且俄罗斯就整个新闻发展来讲,措施和政策都有,但是,唯一的是缺理论。为什么没有理论,因为搞新闻理论的人几乎是七十多岁,写不动了。所以,他们唯一缺的是理论,措施都有,普京的措施很严厉。唯一可惜的是,我和印刷部的副部长聊,我说你们缺理论人才,他们说没有。所以,关于在俄罗斯进行“强国”的政策当中,俄罗斯的理论太少,而且没有理论框架。

  谢谢吴非老师,吴非老师以亲身的经历介绍了俄罗斯的学术自由,以及反恐以来的经验,比较奇怪的是,在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没有理论,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下面是四川外语大学严功军老师,他演讲的题目是《美国媒体如何“塑造”中国?》,以美国媒体对中国首次载人飞行的报道为例。

  各位专家、老师,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来自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感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发言。我非常抱歉,由于来的时候上了两节课才走,发言稿和电子文档没有带来,发言不会超过十分钟,只能介绍一下过程,请各位老师指正。好在其他老师的发言都非常精彩,而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所以也弥补了一些惭愧。

  我的题目是:我们的正面的内容国外是怎么报道的。在我国载人航天飞行的时候,我们都是欢欣鼓舞的时候,国外的媒体怎么弱化我们的情况,也是实证分析的案例和个案研究的案例。里面主要的一些内容也是借用了,是新闻框架的理论基础,分析了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以后,国外的媒体《华盛顿邮报》怎样淡化,同时把科技方面的报道转移到军事上的报到上,散布中国的军事实力等等。载人航天飞行与军事方面挂钩,这篇文章主要也是从整体上和宏观上的一些选择和微观上字词句的处理,段落的处理,新闻采访对象的选择,这个稿子写了很久。在香港是怎么采访的,采访对象的选择,采访人还会说我们对此不感兴趣。美国早在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事情,这导致对我国举国欢庆报道的弱化。

  我的论文就是涉及到比较传统的问题,如果用例子可能还好一点。在这里讲大家会比较明白,这些内容不再一一的介绍。还要说明一点,四川外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都是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这次会议对我的触动很大,这次专家和领导讲的非常丰富,而且涉及面非常广泛,大家在国际传播的领域怎样教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学到了很多东西。

  刚才郭老师讲的关于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表示反对,从政府那里得到消息比较麻烦,重庆10月1号发生了特大车祸,当时重庆的媒体不敢报,因为这是特大消息。后来中央台和凤凰卫视都报了以后,才敢报,而且说死亡人数是29人不敢超过30人。这个事件当地的媒体都这样报的话,不知道对新闻真实产生什么样的理解。最后欢迎大家到重庆作客。

  可惜这位演讲者没有把材料带过来。下面一位发言的是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贺潇潇,题目是《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国际新闻传播问题与对策》。

  各位专家、老师、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的贺潇潇,非常高兴参加本次大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的论文是我和郑保章导师共同劳动的成果,我的导师因为有事情不能来到现场,我将代表我的导师把这篇论文讲一下。论文的题目是《不同意识形态间国际新闻与传播问题与对策》。

  论文的第一部分陈述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发展和特点。意识形态一般认为最早是法国由哲学家图拉希在1797年提出,用以表示以概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们很快把这个概念代指为关于社会的观念,并将其广泛用于不同的知识领域,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意识形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一致的概念。意识形态的特点具有先进性、目标性和和理想性,是把一种社会立场合理化和正当化。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于人的思想观念,它的存在表明是以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间谁优谁劣和进行社会体系的选择为前提的。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进行了意识形态间和新闻传播问题的国际分析。主要通过三方面,信息源、把关,按人和受众这三方面意识形态会受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首先,意识形态的存在形成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意识形态圈,悄无生息地制约和影响着信息的传播,信息的传播者在各自圈定的范围里处理特定的问题。只有包含在意识形态圈之内的,符合标准的新闻事实才有可能得到传播,受众的接收,尤其是异国的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又是在新闻的意识形态中经过筛选之后,成熟地复印导致了接受的信息有限,而且准确度不高。这样周而复始地使观众和受众既有意识形态进一步趋于稳定和单一化。

  另一方面,从信息源的角度讲,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信息传播的范式和意图。新闻传播的第一抽象过程当中,对于社会观念的总体构成,传播者只抽取当中对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和对社会无害的观念。在2004年萨尔斯堡论坛举行的第146次研讨会,曾经对35名与会代表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调查,他们主要是来自于英美、北欧、亚洲和中东的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媒体的编辑、记者,研究媒体的专家和学者,还有一些从事与传媒密切相关工作的人员。调查中有60.6%的人表明,他们在报道与中国相关的国际冲突问题的时候没有保持中立和客观,还有50.1%的人表示,他们在新闻工作当中,无法摆脱所在的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过程,具体就是媒体有意识地选取特殊的传播方式进行国际新闻传播,实现特定的传播意图。比如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当中,曾经报道萨达姆在斩首行动当中被炸死,其实它是一个假新闻,在这之后形成了伊拉克51整编师投降了,这种虚假的新闻已经可以帮助美国新闻传播背后的政治目的。

  第二部分,主要讲意识的差异决定了传媒把关人对信息内容取舍的标准。把关过程完全要求严格地对新闻事实那一部分进行报道,意识形态是把关人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时重要的参照。对新闻事实当中更加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可能就会用浓抹重彩予以宣扬,不符合的则会低调处理,甚至视而不见。

  文章的第三部,主要从受众的角度讲,受众这种既有的意识形态,对国际新闻传播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接触,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传播,受众不会不加以区别的全盘吸收,而是要选择那些与既有的意识形态立场相一致或者接近的内容接触。

  针对意识形态对受众、把关人以及信息源的一些影响,我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对策:

  第一,鼓励在境外创立代表中国形象的外国媒体机构,增设国内新闻媒体的海外版和网络版。在2005年5月18日,在西方媒体上有第一份中国人创办的西班牙报纸,叫《东方周刊》,在西班牙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东方周刊》创办成功,为在国外创办代表自己声音的媒体开了非常好的先例。

  第二点建议,国际新闻传播应该注重文化关照,通过文化整合达到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共兴。由意识形态历史文化的差异,容易引起受众对国际新闻传播的细节的腐蚀,大千世界包罗万象,不同地区和国家对相同的事务有可能有相差很大的看法。比如说在中国,鹤是长寿的象征,英国把它看成是丑陋的鸟。我们在进行国际新闻传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第三点建议,促进媒体的产业化经营。突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国家权利在任何社会的体制当中就是具有支配性的新闻来源,但是大众传媒在媒体和市场上两种不同的环境下运作其结果完全不同。如果技术与新闻机构处在独裁政府完全的控制中,信息内容就可能完全反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可以更多地由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信息的选择,媒体的基本市场原则可以促进更民主的国家机构,受众是报纸、电视台成功或者失败的关键因素。像英国的路透社,他们有一条规定,路透绝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所以路透社赢得了第三世界广大国家在信息传播上的信任。

  文章的最后,陈述我们的学习探讨希望得到外宣部门的采纳和在实践当中的运用。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我们非常著名的思想家荀子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我们今天在论坛上的学术探讨有利于外宣部门的实践建设,如果得到运用,我们国家的外宣将来可以越做越好。

  下面一位是我们今天上午后半场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时代对外传播的若干思考》,有请顾昕老师。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上午好!说一下总的题目和独立的思考。因为时间的关系,昨天也开了一天会,我就列了一个提纲,把注重点放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简单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首先,对全球化我有一个想法,有很多学者已经做了诠释,中外学者都有一些精确的说法,我的理解是:全球化是一个地方的事件和另外一个地方事件的互动,要说明的是,我对这个题目有一个背景。

  第三,资讯发达,有很多可以用传媒代替的内容。总的来说,全球化时代使我们的关系既拉近又疏远。前进拉近了可能性,但是,又疏远了。因为我们生活的空间很多通过虚拟的环境达到我们要求的了解或者合作,所以,我们得到了两个环境,常常因为虚拟环境的功能特别强大,我们常常失去了对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假的的辨别能力,这是我们面临的总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时代背景使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做一个思考,人际交往客观上可以由虚拟取代,我们怎么办?

  首先,你的传播受众是什么,这不是我要强调的,我强调的是作为传播者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按一般来讲,受众是两大层面,一个是对方当权主流阶层,还有一个是对方一般的民众阶层,这不是我要强调的主要地方,昨天也有很多的学者说了,有很多很严厉的说法。把第一点和第二点做了区别,更重要的是向世界说明中国。

  第一个,让世界了解我们是非常浅层次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赵启正曾经在一次讲线年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演出集团到北京饭店定房间的时候问,你们的房间里真会有洗手间吗?还会问中国人真的没有辫子了吗?这些问题我们觉得非常荒唐和奇怪,怎么到了二十一世纪,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这些人居然还是走南闯北的演出集团。可以想见,很多人对我们真的很无知,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空间,还有大量的必要做这样的传播。

  第二个,要向世界说明。第一个层次比较简单,把很多大家不了解的空白点来填补,以为我们已经走向世界,世界就一定对我们有充分的了解,或者想对我们进行了解,其实不一定。我们应该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上,从清除不了解,消除误解再到特别的展示,展示也不是我重点说的,要客观全面,以理服人,正反面都要说,要实事求是。昨天也有学者说到,我们的形象或者我们的传播实际上不光光是别人说的,或者我们自己正面说,多少我们知道,对外宣传的目的很清楚,这是一个国家的战略,或者一个国家形象的构建,所以会有很多国家行为或者很多力求正面的指导思想,这固然没有错,在我们要向世界全面展示自己形象的时候,有一个态度问题。

  第二,克服我们以往的泛政治化,一直到现在还有这方面的偏向,找到人类共同的接收点,对感兴趣的热点,这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可以体会。

  第三,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现象,我们到底是暴露还是不要暴露,如果要暴露怎么办?昨天也有老师涉及到负面报道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这是基本的态度。

  另外,营造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一个国家有多种实力,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对我们国家来讲是不平衡的,每个国家都要发展,中国的发展更加强烈,要争取国际的帮助和合作,我们有非常迫切的需要,或者凭借这样一种力量或者工作达到我们应有的国际环境。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了很好的国缘,无论是经济产品,还是传媒的产品,既获利了,也扩大了影响。但是我们更多的外宣产品,达到获利的目的次而又次,实际上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传播产品除了要产品观念和形象之外,经济上还是应该提到我们的视野里。

  第四,构建正常和谐的国家传播次序。传播有多种层面,民间、官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往需要良好的环境,二战之后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差别拉大;因为经济发展的原因,很多发达国家进入了良性发展,不发达的国家进入了落后的队伍。其结果是很多不发达的主权国家的话语权被发达国家把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次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这样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作为对外传播者的目的又一个方面。

  第二个大问题,对外传播的方式。一要把握住国际传播的特点,因为政治制度的不同,所以传播体系也不同,在很多的传播理念上也会不同。我们常常碰到新闻自由、新闻定位、新闻价值等等。外国人思考和对问题的认识习惯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更多地应该从读者对象、受众对象着眼,他们不太容易接受的结论我们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把政治说清楚,这绝对不行。还要继续努力,本来我们已经从党报本位转向新闻业本位,现在转到新闻本位,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迎合”,为特定的读者对象制定针对性很强的传播品。美国和日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给我们已经作出了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的做法。

  关于外宣的表现方式和方法,一般表现方式可以有各种经济交往,还有专门的外宣品的传播。

  对外传播的策略。我们有几句话,第一,外事无小事。我们有大外宣的概念。这里我们想到,能不能有一种可能性,像今天在传媒里西方有融合媒介的概念,得到这样的启示,当然各种媒介的融合,互相不能替代,融合起来产生无限的威力,在对外传播可不可以接纳这样的观念,我们现在做的电视和报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相借鉴,电视里读报,报纸里看电视,这样现在已经尝试了。作为对外传播的国家行为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居高临下,不光光体现在政治上,还有业务上的指导和整合的技能和功能。谢谢大家!

  谢谢顾老师。下面请评论员评论,第一位评论员是林戊荪,他资深的翻译专家,曾经担任《北京周报》的副总编辑,中国外文出版发行局局长,翻译过《孙子》、《南京大屠杀》等非常畅销的书。

  主持人一定要我谈谈对前面几位发言人的看法。我首先想说明,参加这个会主要是学习,我的年纪已经是七十有八,我越来越觉得应该活到老,学到老。现在世界是突飞猛进,新闻传播不得了,我们简直不能想象,十年、二十年之后的事情,网络、博客等等现象,可能将来会看到更多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刚才听了几位的发言,给我的第一印象,关于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一个老问题,新闻界有一条,“客观”,以事实说话,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取得受众的信任,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不管在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时代,都有局限性。意识形态的过滤,只要有人在,主体和客体的问题就会有。

  我可以举两个我看到的例子。大家知道哥德堡访问团最近到中国来,英国有一个船在边境区展览,展览了英国的“快龙”船到中国来的实物,很有意思,他只说这是运茶的船,只字不提其他的含义。实际上这个船据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英国的船把纺织品运到印度,从印度把鸦片运到中国,从中国把茶叶运到英国,这样的三角贸易。西方有很多大学,像美国也有大学,好多大学在创建时候的基金、捐款有很多就是这些鸦片商提供的,我知道哈佛大学是这样的,我在那儿念过书的好几所大学都是这样,这样的历史他们不说,这是不是意识形态,我认为是,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样的例子非常多,我最近看了好几本外国关于中国报道的书,几乎没有一本有例外,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只是有些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新闻对于事实的选择,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说的这话不是说让我们尽量的客观、全面,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这对我们认识传播作用,它的功能以及它的局限性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点,有几位同志谈到对中国报道,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种例子可有很多。我们在搞新闻教学或者新闻研究的时候,这方面的个例还是有启发的。最主要的是对我们自己的报道,今后我们自己怎么做,很重要。

  刚才有同志提到正面和负面的成绩和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位在我之前担任外文出版发行局局的同志,写过一篇文章,《阳光与阴影》,不管中国在解放后的哪一个时期,最好的是时期,也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和确缺点,对外我们不能回避问题、缺点、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全面的报道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还是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的,当然我们应该大力去做。很多的报道回避这些问题和缺点,我觉得效果是不好的。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各地地方,稍微成熟一点的受众肯定知道生活就是有阳光和阴影的,没有纯阳光和纯阴影的地方,就想讲这两点,供大家思考。

  首先谈一下我们对于国家利益的定义,还有美国现在在伊拉克战争中的表现。因为美国一向最主张新闻自由。前面大家都知道,有“水门事件”,后来还有五角大楼事件,都是很勇敢的记者用他们的智慧和心血把政府说谎话的事情公之于众。大家把记者跟政府这种对立的关系看成美国新闻操作原则。可是事实上情形并不是这样,也有一些新闻院校的教授,还有一些专栏作家说,美国现在新闻的实践是一个倒退。从七十年代后倒退,另外一些评论家说,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没有倒退。前面讲的几个经典例子是例外,现在的辩论尤其在伊拉克战争中间,新闻记者、编辑、主流大报,尤其是《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变成美国利益的吹鼓手,过去一年当中大家关注的例子,在伊拉克还没有开始打仗的时候,《纽约时报》就说他们得到一些信息,萨达姆有一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是这些信息是不正确的,是美国官方有意的透露给他,他就在《纽约时报》头版写了文章,使得美国一般的民众支持美国向伊拉克用兵,后来大家发现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后来对《纽约时报》的批评非常严厉实际上替政府做宣传,制造恐怖的气氛控制人民的情形。这件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大家评论得比较多,而在两年前伊拉克战争的时候,美国的媒体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辩论,因为那时候美国在“9·11”事件后,爱国情绪高涨,任何批评政府的话都变成了不爱国的行为,他们把媒体替政府服务,替反恐服务,那时候他们没有经过太得多思考先做再说,到现在美国陷入伊拉克的泥潭出不来了,就批评政府,先把传递信息的人痛骂一顿,现在美国媒体突然间变成了一个焦点,成为大家批评的焦点。

  美国那时候打压跟美国政府立场不符合的传媒,比如对阿拉伯卫视的打压,更早的时候,在第一次海湾战争CNN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讲到美国的导弹打出去以后,有很多当地无辜人员被伤亡,这个报道一出来后,受到了很多的批评,认为怎么能替对方讲话,他认为导弹有时候不长眼睛,打到了无辜的人民,报道了这些内容,也受到了国内很大的压力。一碰到国家利益实际上定义是非常困难的,除了美国。再讲一下英国。英国在反战开始比美国稍微早了一步,刚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不怎么太热心,既然已经参战就支持,现在布莱尔随时会下台,因为战争非常不得人心,媒体的报道没有像美国那样亦步亦趋,对政府的批评采取比较相对独立的态度。

  关于航天的报道,这显然是我们怎么看美国报道的问题,我们希望美国对于这种航天报道一贯性,为什么每家报纸都把每一次美国从一个航天员上去都作为头版报道,他们有科普的需要,有长篇的报道介绍航天了细节,航天不光是把航天员送上太空,常常有各式各样的试试验,比如说哪些种子可以在太空繁育,常常把各式各样航天新闻报道篇幅占很大,起到一种科普的作用。可是我们航天上天的时候正好是美国的航天事业消沉的阶段,他们的航天出了问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的时候,有一部分填补了美国人很久没有看到的这一类的报道,所以报道量很大,加入看其他的国家,对这一类的报道相对少得多,一方面是他们自己本身不送太空船到太空,所以他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兴趣,或者没有美国的兴趣大。那时候我正好在波斯顿,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通常要想想看怎么报道这些事情。我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比如说《纽约时报》或者《华盛顿邮报》,他们在报道的时候,他们先讲中国把载人航天送上太空,表示中国科技的进步,别看他们飞机不准时,可是在航天方面他们做得很精细。这也是比较有亲和力。但不能替中国人讲太多的好话,记者要搞平衡,先完好还要讲负面,实际上他们并不是那么好,中间很多技能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依赖了相当大前苏联、俄罗斯的技术,重新返回大气层的技术,如果没有俄罗斯的技术他们做不成,一方面中国人做得很好,另一方面还是相差很远,在整个的竞争上还是有相当的一段距离。他们实际上有一种相当既定的模式,碰到这种事情基本上按照这种模式来操作。这是关于航天的内容。

  再讲两句关于路透社的事情,路透社不是不替英国政府讲话,不是不替英国的某一政党讲话,既不全力支持保守党也不全力支持工党,这跟英国本身的报纸不同,比如说默多克的报纸,他买下来的泰晤士报,原来支持保守党,突然间因为他自己是所有人,他的立场转变了,报纸就支持了另外一个党派,英国的报纸分得很清楚,《卫报》基本上支持工党。路透社又说,我不支持任何一个党派,但是他是是不代表英国的利益,它显然是代表英国的利益,这点我们是无可讳言。在第三世界上路透社比较有地位,有两个原因,因为先入为主,英国是老牌的新闻社,在非洲各地比别的新闻社到的作。第二,有的人不爱看美国的新闻,宁可看英国的新闻,有这个优势在里面,但它显然代表英国的利益。与中国有切身利益的事情是香港回归,你看他们怎么报道香港回归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它们的立场。

  每一次他们选择的字眼都有立场在里面,他们讲回归就用了另外一个词,是界定的词,“转手”,意思并不是香港原来是中国的,现在回给它,意思就是转手到中国。“转手”是很中性的词。我们没有详细的研究路透社关于香港回归的报道,但是他们的立场很清楚,我想这一点,关于意识形态怎么样也绕不开的,是过滤的问题,还有词汇运用的方面都有它既定立场在里面。

  我们的外宣有一个方式,我有一种思考,不管我们做得怎么样,受众接受与否,我们还是非常被动的,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主动。英文里有一句话:“你可以把马带到水边,它喝不喝你还是没有办法”。它不喝你不能硬把水灌到马嘴巴里去。所以,受众就像马,喝不喝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美国对传媒研究或者商业、广告、公关之类是非常发达的,而且美国也琢磨出比较先进的一些方式。在伊拉克战争时期,他们发现为什么全世界都反美国,为什么美国的形象这么坏,美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国务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就是美国形象办公室,找了一个美国广告公关公司女总裁担任这个职务。这个女总裁,比较有名的是贵德麦片是由她策划营销,做品牌设计的,她在那个职位上时间不长就自动引咎辞职,但是她做的事情并不是很成功,并没有想出一套方式把美国的形象转变过来的方法。她辞职后还有人继任。美国的投入很大,但是对形象方面转变的效果还是有待观察,我们不能说它做得不好,还是有待观察。不管怎么样做形象,大家总是认为“虚伪”,言行不一,讲一件事情,做另外一件事情。做外宣,如果做到言行一致,已经比别的地方多出一步,言行一致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最后一点思考,我前一阵子在耐特学院做培训,在英文媒体做培训,是北青报下面一个英文子报纸,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英文媒体里摸索出一些什么是适合外宣的道理,如果我们使北京的一些外籍人士喜欢看我们的报纸,他们悟出一些主意,可以在外宣上实现,也可以从小规模的实验转到国际舞台上,这一点是值得大家探索的。有的人讲,为什么美国这些媒体,好莱坞的影片有时候做得非常幼稚,没有什么文化含量,为什么他们卖得那么好,比如说《泰坦尼克》是非常庸俗的故事,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有漏洞,为什么在全世界卖得那么好?有的人讲,美国的文化产业现在是美国第二赚外汇的产业。因为美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移民国家,他已经在国内实验过了,做出一个产品出来,又能够适合西班牙语系,又能够适合东方移民,又能够适合非洲移民,一旦从内销转外销,就能够适应世界各地的人民。我们国内的一些英文媒体,主要还是为了住在北京的外籍人士,如果把这些报纸办好,从小的地方做一个实验,也许可以推广到外宣的策略上。就讲到这里。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络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中国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利。*中国网新闻留言板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言中的任意内容。*您在中国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中国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反映。*参与本留言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电话 举报邮箱:/p>


银河总站
上一篇:【猩猩哥】泰拉瑞亚3 锯木机 织布机 床的发源地
下一篇:“撑杆”跃向世界纺机制造巅峰